“哥哥出门当红军，笠婆挂在背中心，流血流汗打胜仗，打掉土豪有田分……”2012年春节，瑞金市罗汉岩风景区时时响起一阵激越高亢的歌声。游客纷纷被这只“红都百灵”吸引，不由驻足聆听这首《红色摇篮》主题曲。玄月湖畔，锁云桥边，哪里游客多，哪里就成为她的舞台。 

    这名山歌手叫周含笑。 

    一个春日，我熟练地敲打着键盘，试图把这个人物搬进新闻作品。但我很快被一个问题卡住了，这名山歌手是红军的后代吗？ 

    我是听朋友在QQ里推介她的。在聊天时，我还一个劲说了不少“我知道”—— 

    我知道，山歌手周含笑在2011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瑞金慰问演出时，与李玲玉一起演唱了《请茶歌》，那腔高音把一个伴唱的“啊”字，唱得有时竟盖过了大明星的主唱。 

    我知道，周含笑唱的这首歌原来是瑞金歌舞剧《八子参军》的主题曲，叫《摇篮曲》，电视上叫《哥哥出门当红军》。 

    …… 

    但我不知道，周含笑是不是红军的后代。这时，朋友提了一个善意的建议：就说“是”，不会有人质疑的，大家不是常说，“在红都，随便遇到一个人都是红军的后代”。 

    但是，我犹豫了。在宣传部门工作以来，这句话听的次数太多了，我一直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形象说法而已，就像说“我们都是红都儿女，我们都是红军的后代”。 

    是的，80多年前的红色历史，是瑞金人民的集体记忆，尽管会有诸多个体的差异。比如多年以来，我只知道爷爷是梅江边一个照顾老母亲的孝子，是一个与红色历史无直接关联的人，我无法确认自己的红色血脉。 

    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唱的歌是电影《啊！摇篮》插曲，但每每唱到“爷爷是个老红军呀，爷爷待我亲又亲呀”，却无法为歌曲找到对应的情愫。我有过短暂的黯然。虽然并不影响后来我身为红都儿女而自豪。 

    二 

    多年以来，我行走在乡村大地，采访老红军，采写红军村，追寻红色印迹。 

    2011年盛夏的一天，朋友刘志豪陪着我和云石山乡村干部来到他的家乡、一个偏远的村子——回龙。 

    刘志豪带着我们，穿过一条小河，走过一段田埂，在一片刚刚收割后的田野中，拐进一座颓败的土围里面。枪眼、城墙、夯土、房基，历历在目。刘志豪告诉我，土围一般是当地望族或富庶家庭筑起的居家建筑，主要为了防止宗族械斗、兵匪战乱。苏区时期，这个土围的主人刘承庭四兄弟全部参加了红军，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刘承庭的妻子钟义秀在这个土围里生活了几十年。 

    作为红属，苏区歌谣《摇篮曲》显然是她的心声。 

    苏区时期，瑞金大批贫苦的农家子弟为了翻身参加红军，而在回龙村，却有几个不同阶层的人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参加红军的，一些是贫苦农民，如建国后获少将军衔的钟发生。乡亲们说，他是在挑粪途中听说红军闹革命，丢掉农具参军的。史料对此有清晰的记载，那是1932年。后来他参加长征，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叱咤风云，最后成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一些是知识分子，如刘志豪的爷爷，乡村教师刘承沛。他曾经是绵江中学的高材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后来被部队选去当文书。 

    还有一些是富庶家庭子弟。如土围里的主人，钟义秀丈夫四兄弟。土围里的建筑，见证了他们家曾经的辉煌。而当年，是新社会的激励，让他们走出乡村加入红军。 

    刘志豪说，回龙一个村出去当红军的人数就有一个连，是典型的红军村。这些山村的优秀青年走后，留给女人们的是光荣，更是磨难。刘志豪讲起了土围主人钟义秀的辛酸故事。 

    钟义秀遗腹子出生后，由于无力抚养，只得卖子改嫁。解放后，钟义秀一直居住在土围里，政府照顾她是红属，安排她在小学做饭。解放后，寻找丈夫和儿子，成为她人生的重要事情，在少将钟发生的联系下，她还到南京军区查找，在烈士花名册上，有她丈夫三兄弟的名字，唯独没有她丈夫刘承庭。为此，她一直认定丈夫还活着，常常流露出对丈夫和儿子的思念，直到1980年去世。 

    土围，仿佛是乡村的一颗大痣，仍在标记着一段历史。看着田里插秧的乡民，和村道装载烟叶的车子，我在想，当年是一股洪流，让青春的奉献成为必然。 

    三 

    我曾经多次到江西历史文化名村密溪，欣赏那些古意盎然的祠宇。但最后才知道，那祠宇上一块块写着“彝伦攸叙”“钦赐翰林”的牌匾，是复制品。 

    《村志》编纂者罗振坡老人告诉我，真品在苏区时期用于革命了。“那时候，村民把祠堂里上百块牌匾拆下来，刮下上面的金粉送给红军学校的印刷厂作原料，牌匾就用于做棺木，把红军医院里救治无效的战士，运往四周青山上掩埋……”我听着老人的讲述，回忆村民当年独特的红色情愫。 

    就在古村东门街古驿道边，有一座并不起眼的“金瑶公祠”，它是众多祠堂里面积最大的，配有十几间附属房产。1932年，红军来到村里，在这里办起了列宁小学和红军学校印刷厂。 

    红军学校校址设在城区，但印刷厂办到如此边远的古村，与古村交通位置有关。密溪村原来一直是宁都瑞金交通线路上的重要驿站。印刷厂印制的布告、书籍和报纸，要发行到各个苏区、机关、部队和学校，相对偏安一隅而又通达四方的古村，是最合适的地点。 

    罗振坡说：“印刷厂负责人左念卿、沈文生、周汉池及其员工们，与当地村民相处非常融洽，村民不但刮牌匾金粉支援印刷，而且提供大量人力帮助。当时印刷技术是石版，村民都为印刷厂打磨过石版。”而这种紧张、融洽的军民劳动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1934年红军长征后，印刷厂搬走了，代替而来的是红军第六后方医院。 

    当时，宁都境内阻击敌军进剿的红五军团伤病员不断沿着山路送进来。村民自发组织担架队和洗衣护理队伍，支援红军医院，还从自己口里省下粮食，供给红军伤病员。最让村民难受的是，一个个红军战士在医院里永远合上了眼睛，古村成为烈士最后的栖息地。村民于是把牌匾做成棺木，把烈士送到青山上。 

    书写古村荣耀的金粉，变成了红军文告、书刊上的革命信息，而承载家庭光荣的牌匾，居然成为红军战士长眠的灵柩。青山处处埋忠骨，牌匾有幸伴英魂，密溪古村的村民，以一份客家人的古道热肠，支援着红军，默默地送别红军，心中的情愫正是红色歌谣所唱的：“红军哥哥你慢慢走啊……” 

    显然，是红军的到来、苏维埃政权，让村民看到了命运的拐点。密溪成为当年全县模范乡之一，参加红军的人数达200多人。 

    四 

    这些行走和追寻，让我不断走进历史，从而记住那些数字：苏区时期，24万人口的瑞金，一共有11.3万人参军参战，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7166名……在瑞金、在赣南，清明如此沉重，源于牺牲如此巨大！ 

    是的，与“共和国第一军嫂”陈发姑相比，无数的钟义秀一样有着“一生守望”。从苏联的《喀秋莎》到瑞金的《送郎当红军》，歌谣里的爱情从来不只是传奇，这是那个年代人类最深沉的“离歌”。一百年人生，75年守望。沿着陈发姑守望沦桑的目光，就能够穿越岁月，看清瑞金1.7万余名烈士的英姿。 

    是的，由于密溪古村的牌匾，我同样轻易地记住了这些数字：苏区时期，瑞金人民认购战争公债78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捐献银器22万两，奉献苏维埃银行瑞金支行存款2600万元，打草鞋2万双，织被毯3000条……在瑞金，人和物的付出，可以计数和不可计数，他们永远在述说中华苏维埃的魅力，永远在告诉人们——什么是奉献！ 

    2009年，诗人高凯作为中国作家“走进红色岁月”瑞金采风团成员，也认真记下了这组数字。在他的长诗《红灯传奇》中，“捐献银器22万两”，成为他写作时的出发点。银器，与月光联系在一起，成为长征前夕红都妇女们美好的心愿—— 

    那一夜 

    天地之间的月光 

    其实是遍地的银镯子银钗子 

    银簪子银耳坠子和金戒指 

    等等的一些雪亮的银器 

    总计22万两银子 

    以及金子 

    自己的男人儿子孙子 

    甚至自己的后代 

    都搭上了 

    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那一夜  瑞金的女人们都豁出去了 

    瑞金的女人们 

    用22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赌一个好日子…… 

    是的，这些数字和物件无法被湮没，时时在历史的缝隙中钻出来。2004年，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农民在拆墙修屋时，意外发现6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一段历史在碎纸片中复活。那是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计划1934年起，分7年还本付息。7年，一个理想的时间，成为苏区永远的债。 

    墙缝里的公债券，与当年的报纸《红色中华》文字形成对应。1933年9月6日，第七版刊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关于推销公债的办法》后，有三则消息集中反映瑞金人民购买公债的高涨热情。其中《全部退还经济建设公债——瑞金竹坊乡的光荣创举》放得最醒目：“瑞金黄砂区（今叶坪）竹坊乡，在经济建设公债没有发下以前，工农群众就自动地预购了一千六百九十一元，秋收之后，完全把新谷当作现款交付清楚。日前，该乡群众推举代表向黄砂区苏维埃政府要求，要把这次所购的建设公债一千六百九十一元按照退回二期公债办法，不要政府归还本息全部退还。以帮助发展苏维埃经济建设，同时仍在热烈地进行购买公债的运动云。” 

    稍作推敲便知，上面的训令里应该有一条“退还公债办法”，就是苏区群众可以提出“不要政府归还本息”。而竹坊那些用秋收新谷子换公债券的村民，就是这样做的。 

    五 

    聆听苏区歌谣，研习《红色中华》，行走乡村大地……多年的红色历史浸染，让我对别人说“我们都是红都儿女，我们都是红军的后代”时，再也没有一丝内心的犹豫。 

    后来，我也真的不必犹豫了。2011年冬，我从外公的身世上确认了自己的红军血脉。这年冬，全国开展农村“两红”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住房及其遗属危房改造工作。有一天，我接到舅舅的电话，咨询“两红”政策，还以为是舅舅托我找关系走后门，把外公弄成“假红军”。后为母亲告诉我，舅舅手里保管着外公的证件呢，外公就是失散红军。 

    母亲说，外公是个文化人，参加红军后，由于得了严重的传染性皮肤病，被送回村里，在村里还当了个什么长。她小时候看到乡亲们都喜欢向他问事、请示呢。听到母亲的话，我又喜又憾，喜的是弥补了“身世遗憾”，憾的是外公去世多年，再也无法采写那段亲人的红色历史了。 

    听到我的讲述，朋友们开始类推和竞猜：她的爷爷是红军，我的外公是红军，山歌手周含笑怎么说也会是红军后代。 

    我当然不敢贸然写上，赶紧打电话补充了解，“你是红军后代吗？”面对我没头没脑的提问，周含笑在电话中说：“是，我爷爷长征时牺牲了，族谱留下的名字叫宋延湘。” 

    “哥哥出门当红军，笠婆挂在背中心，流血流汗打胜仗，打掉土豪有田分……”原来，与所有红都儿女一样，周含笑歌声中的人物，是自己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