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陈列馆（位于沙洲坝红井景区）的一个精致展柜中，陈列着一枚仿制的苏区时期的印章，它是由史称红色中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官印”，印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今之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关，相当于今之国务院；“财政人民委员”是人民委员会下设主管一国财政之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最高行政首长，即财政部长。
这枚印章呈圆形，由印面、印台和印柄组成。印面直径10.5厘米，印台高1.8厘米，柄方形（1.5厘米×1.5米），长9.7厘米。印文和图案均十分精致。印面有0.2厘米宽的边沿，边沿内是一圈用两颗红五星隔开的隶书文字:上部文字较小，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字样；下部文字较大，为“财政人民委员会”字样。文字圈内又有一细线圈，圈麦穗与谷穗相接环抱地球，麦穗头与谷穗头中间以稍小的五角星相隔，地球图案的经纬线和南北极圈之上是由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党徽。
这枚官印最早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任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执掌。1933年8月，林伯渠接任财政人民委员后，便由林伯渠执掌。1934年10月，林伯渠被编入军委第二纵队，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这枚官印被他随身带着流转各地。征途中，财政人民委员成为闲职，但林伯渠还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之下的地方工作部的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以及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这两项职务的首要职责，就是为红军筹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保障部队供给。这也使上述那枚官印，有了一段传奇经历。
1935年9月上、中旬之际，红军进入川北、甘南交界的藏族地区。因行军仓促，筹粮不多，饥饿威胁着红军生命。虽境况严峻，但林伯渠在筹粮时仍十分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此前在黑水附近的侧格，他曾起草《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征得总政治部同意，以总政名义发布。这里的“番人”即沿用旧说指藏民。《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时，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未熟的麦子严格禁止收割）；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款……
一天，林伯渠正带领工作人员在甘南迭部县藏族卓尼杨土司的世袭领地———下迭部的崔古仓筹粮时，遇见曾经多方寻访而未果的粮仓看守巴保的妻子。原来，巴保因不了解红军是支怎样的部队，以为他们也像蝗虫一样，过一路为害一路，便闻风而躲。但他又不放心粮仓，担心它被抢，于是打发妻子回来打探情况。他妻子先是远远地观察，看见一个戴眼镜的老红军在粮仓里办事，说话、待人都很和气，便大着胆子上前。当老红军———林伯渠得知她就是粮仓看守人的妻子后，赶忙通过“通司”（即翻译）告诉她，红军向他们借粮的事，并于当晚给她写下一张借粮字据，从随身皮包里拿出上述官印，在字据上盖了红红的大印。岂料巴保妻子是为了向丈夫交差，还是为了丈夫免受土司责怪，抑或出于敬畏，总之她趁林伯渠招呼分粮时，将印章偷偷揣进了怀里。9月12日，林伯渠在迭部的俄界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因军情紧急，匆匆随军离开了当地，自是无暇追究那枚官印的下落。
却说巴保妻子大字不识一个，她压根不把林伯渠出具的借粮字据当回事，不久便丢失了。那枚官印因是偷来的，出于心虚，她直到过世时，都不敢对人说起这事，印章也就不知去向。
1989年夏天，迭部县电尕镇麻日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顶上发现了一枚圆形印，听到消息后，县文化馆马真福同志专程前往了解。据安告奶奶讲，此印最初是安告爷爷去世时，从他怀里发现的。至于这枚大印又怎么来到电尕镇安告家中就成了个迷。文革期间，安告奶奶将印章藏在屋梁上，时间一长就忘了，直到孙子翻修房子时才被发现。
如今，这枚记录一段红色历史的印章，已为迭部县文化馆收藏，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为充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陈列展品，在上级部门的协调下，瑞金市财政局派员专程到迭部县文化馆了解相关情况并拍摄印章照片，之后按照片制作了模型。
